如果现在有人想去通过中国古画去了解中国古人长得是啥模样，他肯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在古代长得都差不多，差别甚至远远小于现在外国人看中国人的差别。这个结论，显然是不符常理的。它甚至也不合乎逻辑：因为它预设了中国古画家笔下的人物能够真实反映当时人物形象这样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写意重于写实的国画传统中，是不成立的。如果这是一个原因的话，那它只会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或许与画家对个人差异的重视程度有关。
古代中国对个性发展是压抑性的。在社会观念上，个体只是附属于整体（自然、朝廷、社会、社区或团体）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所以对个人细节刻画的忽略就自然不奇怪了。古代中国对个性的压抑在清代到了顶峰，这点似乎在当时的一些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在下面这幅人物众多的图中（取自《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人物的的面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物间的差别唯有通过服饰才能反映出来（见局部放大图）。我不得不认为这是孙大师（１８２６－？）呕心沥血三十六载（１８６７－１９０３）所完成的一套精品（共２３０张）中的一个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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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温（清）《红楼梦》插图之一（局部放大图） |
当然中国绘画中对人物的描绘似乎一向不是特别重视，部分原因还可能是因为人往往是点缀山水景物的一部分。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观念并不错误。比如北宋《清明上河图》图中的八百多人虽然几乎没有可区分的面部特征，但很少有人会争辩这种区分的必要性。
这类重物轻人意识长期发展的积累效果，就自然造成了人物绘画的敷衍化及程式化。所以即使在象唐朝《八十七神仙卷》、五代《韩熙载夜宴图》这样中国古代人物绘画的巅峰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严重的人物描绘程式化的痕迹（比如“次要人物”包括仕女、宾客）。从唐到清又过了一千年左右，人物绘画水平不进反退，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这是很可怕的。其原因，与其因归于中国艺术家的能力或艺术表现方式的限制，不如部分归因于受当时社会意识的束缚。
当然这种“千篇一律”的人像表现方式并不仅限于中国绘画。日本浮士绘（如歌川 国貞的Artisans Making a Woodcut c. 1857）、西洋绘画中的天使（包括拉斐儿的笔下天使），都有类似的处理方式。所以或许还应该考虑的一个可能因素：绘画的效率。
“效率”虽然从来就不是艺术追求的目标，但对艺术家而言，创作众多表情迥异的人物显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只有十三个人物，但花了四年时间。挂在我墙上的Jacques-Louis David的作品The Death of Socrates (La Mort de Socrate) 中也有十三个人物，也是花去了数年的时间。能想象浮士绘艺术家用这种创作速度去制作、销售糊口么？创新固有的难度而现存素材的方便也会导致对“千人一像”的结果。
对次要角度的雷同化或许是一种艺术考量。侍女、宾客、天使、神仙助理、市民甚至山间隐士，如果他们只是背景、点缀、陪衬，但又让他们形象生动变化，会不会喧宾夺主？有可能。但Michelangelo的Last Judgment 似乎提供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这幅作品在人物造型的丰富性并没有冲淡、反而突出了主题。
或许，古画中的人像，只是当时“平均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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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Source: the Inter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