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

The Cusco Region, Peru

世界的竹床

从前武汉夏天在大街小巷中最常见的就是竹床。它们常常在炎热的傍晚，出现在一片洒过水的地上。那时没有微信，竹床就是人们聊天的平台。在那时走过武汉任何一条小巷，都会有坐满了人的竹床，它们在一片聊天的人声中，偶尔会因负荷过重而发出几声叽叽吱吱的叹息。有种说法认为竹床越红，就越老，坐在上面就越凉快。所以红竹床通常是最受欢迎最有档次的，相当于VIP座。在夏夜里躺在竹床上，看头上的点点繁星，听着夏虫在夜深处的吟唱，是一种或许已经失传了的奇特享受。竹床载着武汉人，伴着天南海北的神侃及无所事事的悠然，静静渡过了许多长夏。

一个武汉小孩在竹床上（摄于80年代夏）(Reproduction by iPhone 5)

纽约的“时报广场”被称为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在一年的任何时候，那里都汇聚着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时报广场中心有一个升起的红色平台，上面总是坐满了人，特别是在晚上。人们喜欢坐在那里聊天，拍照，四处张望。他们有的或许是在享受尘市的喧哗，有的只是在作暂时的歇息，有的则它把作为一个窗口，从中窥视曼哈顿的神奇。

许多来到“时报广场”人会不解，不知红台上坐的人在那干啥？都在看什么？想什么？对此，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游人是坐在世界的“竹床”上，在品味身处纽约的瞬间。

纽约“时报广场”（2014年8月晚十点）(iPhone 5)

结绳记事

印加帝国没有书写文字，至到它１６世纪消亡，仍在使用结绳记事。这种方式包括在每根索上编织入一些表达某些特定意义的绳结，然后把数根有绳结的索子拴在一根主绳上。如果每根索代表现在文字中的一个段落（或章节）的话，主绳上所有的线索加起来就相当于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这种符号表达方式在当地被称为khipu（西班牙语称quipu）。用于记事的绳线通常是当地盛产的驼羊毛编成，索线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据说不同颜色的索线代表不同的题材（如军事、农业、家庭等）；这让我想起许多律师们常常用五颜六色的彩笔在文件在画重点的做法－不知是否源于南美？据说在ｋｈｉｐｕ系统中，白色的索线用来表示对其它颜色线上信息的总结，相当于现在企业中给管理层读的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想想文明发展的轨迹还是很让人惊叹的。中国在夏朝起就结束了结绳记事而开始使用文字了，而印加帝国在中国明朝还在使用这种古老的符号系统。其它古代文明，如埃及、玛雅等都在早期就出现了书写文字。当然，早期拥用先进的表达系统不能保证一个文明不被灭亡（如玛雅文明在十世纪后就开始衰败），晚期才使用文字也未必注定一个文明会落后（如日本在公元八世纪后才逐渐出现自己的书写文字）。但完全没有书写文字的文明要想延续肯定是很难的。

如果要用结绳记事的方式来总结这次秘鲁之行的话。就得用一个白绳子，然后绳结产生的信息翻译成汉语只一个字…

秘鲁导游在演示印加帝国的“结绳记事”系统

…“值”

印加余晖

Machu Picchu (Cusco, Peru)

辉煌如泡影

周一（八月１８日）在秘鲁一个叫Cusco的城市参观了两个地方。Cusco 曾经是印加帝国的首都，被认为是印加之印加，宇宙之中心。我们参观的地方一个叫印加金庙（Qurikancha），另一个是Cusco 大教堂（Cathedral Basilica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

印加金庙曾是印加帝国最为重要的庙宇，当年所有的墙壁与地砖上都贴满了纯金，可如今只有一些剩余的残石。比之相比，Cusco 大教堂现在作为南美州最重要天主教堂，则是金碧辉煌，让人叹为观止。为什么它们的命运有这样大的差别呢？原因很简单，当１６世纪西班牙人征服了印加帝国之后，入侵者摧毁了金庙，并在上面盖了座修道院，用以表明基督教战胜了异教。西班牙人将印加金庙里所有的金银全部掠夺，大部分送回本国，留下的一部分在融化后用于了Cusco 大教堂。所以金碧辉煌教堂的后面隐藏的实际上是人的贪婪与残酷，眼泪与鲜血。

曾经金碧辉煌的印加金庙如今只剩残垣断壁（Qurikancha, Cusco, Peru）

在被摧毁的印加金庙上的修道院（Qurikancha, Cusco, Peru）

修道院内景（Qurikancha, Cusco, Peru）

Cusco 大教堂中许多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当地的印加文化。原因是要想宗教在当地得到发展，就需要当地人捐款；要想人捐款，就需要当地人的认同；要想得到当地人的认同，就需要将当地的文化（包括宗教）元素融入宣传宗教的艺术品中去。于是就耶稣穿了“裙子”，印加人崇拜的太阳神及当地的十字架出现在基督教绘画中，甚至反映新约中最有名的“最后的晚餐”的桌上，也出现了当地流行的食物（如烤豚鼠）等。可惜教堂里面禁止拍照。我想，如果有一天有武汉艺术家画“最后的晚餐”，会不会把热干面、豆皮之类的画上去呢？会不会不画红葡萄酒而放一瓶黄鹤楼白酒呢？

Cusco 大教堂（Cathedral Basilica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 Cusco, Peru）

印加帝国在天文、建筑、艺术上极富创造力与想象力，但最终被掌握了更能反映“客观真理”的工具－科学技术－的西班牙人所灭。印加帝国虽然被灭了，但它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秘鲁人至今仍然为曾经的印加帝国而自豪。许多店名、商品的名称前都冠以“印加”，如“印加旅馆”、“印加可乐”，甚至内急去树木中“解决”，也称为“印加方式”。

“印加餐饮”中的“印加可乐”（味道相当于中国７０年代的汽水）
（Inka Liviovs Restaurant, Buffet &Lounges）

Yesterday Once More

当时今日在旧金山入关时的签证页

本想冷清（而不是热烈）纪念一下，可上天硬安排了一轮巨月(Super Moon)，让世界人民轰轰烈烈地观看，这倒让我不好意思起来。

大音希声（一）

　　远古时代的无线通讯技术比现在要先进许多，而且不要求用户有什么服务合同，也不需要付月费，用户也不会每隔两年就被诱惑进行设备更新。当时最优质的服务项目是可以人让同地球之外的生命体、甚至同神进行直接交流。
　　《圣经》就是一部记载了几千年前人神通话方式及部分通话记录的书。在旧约中，从诺亚到约伯，从亚伯拉罕到雅各到约瑟夫，从摩西到大卫到索罗门，又从但尼尔直到先知马拉奇，共有三千多年时间。在这期间，神用各种方式同地球人的一小部分（犹太人）进行了沟通，通讯方式包括直接对话、派天使捎话、在风中说话、在火中说话、显示异象，梦境等。使用的最多的是通过梦境，当然偶尔也有请人上山面谈的。比如公元１４４６年（中国商朝）神请摩西在西奈山上玩了一周，临下山里还送了他两块刻有契约的石板。据说那实际上是他同上帝在磋商。有则广为流传的笑话说，他下山时，疲倦的他对在山下期待等候多时的人说“伙计们，我带来了好消息，也带来了坏消息。好消息是我把戒律缩成了十条。坏消息是通奸仍然算是罪。”人神互动如是几千年，算下来估计长话费花了许多，不过犹太人却没有收到账单。
　　这种通讯持续至公元前约４００多年时，在中国东周时期，突然中止了，而且静音了约５００年。这段时期，是圣经学者认为神在人间没有作为的时期，所以那段时期的经文在基督教的圣经上没有被选录。静音原因至今不详，有可能是通讯塔发生故障或神去休了半天假临时关机－因为上界一天，地上千年。
　　到了西汉末年，或公元前６年的样子，神突然又开始同地球人通话了。这次是神派天使告诉一个叫玛丽亚的未婚女子，说她怀孕了。又托梦给她的未婚夫，说他女友未婚先孕是圣灵使然。后来玛丽亚生了个男孩，他就是耶稣。他的出生开始了神与人新的契约。在新约的一个世纪里，除了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公元２５年，约东汉年初），神在天上高兴地说了句话外（马太３：１７），人神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天使、梦境与异象。再后来，到了东汉中期，约公元９５年的样子，神就再也没找人沟通了。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三国大战打得那么热闹，神根本就懒得露面看。再后来，欧洲经历了以神名义发起的圣战，中国二千岁左右有以征服为目的的“俗战”。再后来，整个世界一起打了两回，神的子民以色列现在还在打，一时一天弄死几百号平民，可神的反应一如既往－不理不睬。
　　神这一沉默，就是二千多年。在这二千多年里，地球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了许多教堂（它们应该相当于神的通讯站），还产生了人间版的无线通讯技术。要说古代的无线通讯技术呢，好是好，就是不太可靠。说断线就断线，而且一断就是几百、上千年的断。而且，它是单向的：神想同人说话很方便，一打就通。可人想找神说话就很难了。简而言之，在这二千多年中，总的说来天使没了，异象没了，也没有人在梦中收到来自天国的信息了。虽然总有人声称见到了玛丽亚、天使，梦见了神，甚至还在中国出现了耶稣的弟弟（洪秀全），可这些大多都没有为教会所认可。而教会作为神的通讯站虽然越来越多，越来越精致，可估计频率等没调对，收听率却远远没有达到没有教会前的水准。充其量，它们只是在反复播发从前留下的人神对话录音，或把录音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播放。
　　为什么神突然又不吭气了呢？中国从前有个人叫老子，在他生活的时期，犹太人正在被奴役。但尼尔被掳在宫里在替国王解梦。老子这人话不多，一辈子只写过一本只有五千字的书，估计搁今天连讲师都评不上。写完那本他就骑着牛走了－这远没有后来耶稣骑驴进城威风。老子说“大音希声”。古代“希”与“稀少”的“稀”是同一个字。说白了，老子是说大人物、重要角色是不轻易说话的。在人间物以稀为贵。所以如今大人物（比如克灵顿）的出场费都很贵。人虽然用钱可以请得动，但神，作为更重要的角色，，由于没有通讯设备，就无法请了。只能由神，他不想吭气，大家就得等。要等多久？谁知道呢？反正上次等了五百年，这回五千年甚至五万也有可能的。
　　在等待期间人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是等车等船，大家可以上上网，打打牌什么的，因为知道车船会有个具体的时间。可这没准点的降临，如何等待呢？
　　这点，下次再说吧。下次是什么时候？估计应在神再次降临之前。

有时，沉默也是答案（Toronto, Canada）９

大数据时代的小碎片

　　在去年漫长无尽的冬季里，我曾有过一个想法。就是在其它季节里不停四处拍片，然后在被黑夜及枯索统治的冬天中整理这些照片。有句老话说，留心你许的愿，因为你可能会实现它。
　　自今年七月初起我就开始不停的旅行了。七月３日至１４去了加拿大温哥华、阿拉斯加，回来休息了一个周末又于２５日至２７日去加拿大尼加拉瓜瀑布、多伦多及渥太华。接后的一个周末（八月２日至３日）去波士顿周边Ｇｌｏｕｃｅｓｔ地区。每次玩都玩得手指头发酸（因按快门过多而）。本周末（八月９－１０日）虽是“残喘”期，又如约将去本州一些地方为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拍她的高四照片（在美国高中学生拍高中四年级照片是个很大的事）。然后下周二开始（八月１２日），又将去秘鲁的崇山峻岭。……
　　由于没有足够时间与精力去应对不断大量增加的照片，面对无数张照片，我觉得象一位面对三千后宫佳丽却力不从心的年迈体弱的老皇帝。他有种不幸的幸福感，也有种幸福的不幸感。他拥有许多却无法享受；他不知如何开始，也不知何时才能将所有嫔妃都“宠幸”一遍。而在此期间仍有大队国色天香浩浩荡荡、铺天盖地入宫来……有时，“老皇帝”希望能没有知觉地瘫痪在龙床上，从此不再纠结，更不去理朝政。
　　曼哈顿的大街上，每天四处都是无数游客，拿着无数相机，从无数角度，从无数方向不分昼夜地往人类共有的已经无限大的图片库里继续增加图片。对游客而言，多拍一张，少拍一张，似乎关系到旅游的经历与成败。可对那大图片库而言，多几万张，少几万张，根本就无所谓。在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可能一不留神因自己一念之差，成为“老皇帝”。其实我们更应关注的，还是存在于相机之外那个连续完整的大世界，而不是相机中那些被数据化了的小碎片。
　　借用《指月录》的比喻，相片只是指向“月亮”（我们这个世界）的“手指”，相机之相非实相。在我们借助它看见实相后，手指就可以忘掉了，否则“持相而求，咫尺千里”。
　　今天早晨我起了个大早，从床下的工具箱里摸出一把很久没用的鎯头。我先找到平时用的最多的中焦28-70ｍｍ/ｆ2.8镜头，习惯性小心翼翼地取下安在前面用于保护的滤镜片，然后用榔头在镜头上使劲敲了敲。没想到那玻璃够结实的，敲到第三下才开始有裂缝，不过接下来就容易多了。几分钟后，我的长焦70-200ｍｍ/ｆ2.8也成了一个含满玻璃碎片的长筒筒。随后我的广角14－28ｍｍ/ｆ2.8、一镜走天下28－300ｍｍ、定焦50ｍｍ/ｆ1.4及85ｍｍ/ｆ1.8兄弟俩，加微焦105ｍｍ/ｆ2.0都先后化为一堆堆大小不等的碎片冢。我把这些碎片慢慢合并成一堆，然后细细地扫入一个垃圾袋里。我左手提袋，右手拽过我最喜欢的尼康Ｄ3Ｓ相机，出了公寓楼。楼的外面靠大门左边有一排六个大桶，四个靠门近的灰色的是垃圾桶，另二个兰色的是回收桶。我把曾经的镜头及活蹦乱跳、挣扎着哭闹着不愿离开的全幅相机扔入了最靠右的一个灰色桶。完全没有理会早晨在街边做事的大楼Ｓｕｐｅｒ惊诧的目光，我双手拍了拍，头也不回地走了。背景里好象有人立即奔向那垃圾桶……
　　一篇好的、涉及“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禅话，大多会有类似上面这段作结尾。可这不是一篇禅的故事，而是一个没有觉悟人的故事。再者，禅话大多为虚拟，亦非实相，它们本身也是可以忘记的手指。不过许多手指都可忘，可我现在却无法忘我右手的食指，因为它至今还酸酸着，而且再过几天，我还得再次用它呢。

Gloucester, MA

Gustave Dore (1832-1883) Master of Imagination

七月２５－２７日在加拿大旅行了三天，去了三个不同的城市。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看Gustave Dore的限时作品展 (June 12-September 14, 2014)。那个周日，我在渥太华加拿大国家艺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参观Dore的作品。由于时间关系，在那我只呆了两个小时，同时购买了一本他的作品专集（Gustave Dore (1832-1883) Master of Imagination）。这点时间让我对他的作品的选材、技术范围等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通过他的原作，对他在许多从油画到线绘作品中都使用的表达技术有了一些领悟；有些东西是只看复制品所无法达到的（有些复制品，包括我那天购买的书，都无法很好地反映原作的一些艺术特色）。

他的作品属于特别展出，因此不允许拍照（其它博物馆如MoMA也有类似规定）。下面几张是在展厅外拍摄的。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Ottawa) An outdoor concert is yet to begin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Great Hall glass ceiling)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a view from Great Hall)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entrance to the Dore Exhibition on right)

精神分裂？

在渥太华看见一个地方，律师事务所同艺术摄影室是左右邻居。律师招牌上的字是方方正正的，摄影师招牌上的字则是富于曲线美的。

Ottawa, Canada

想想如果有一天某人同时开律师楼及影楼一定是件很有好玩的事。在处理法务山穷水尽的时候可以串到隔壁去无法无天一下；玩够了再回去继续循规蹈矩。

如果他的客户同时也是他的顾客就更好玩了。设想楼主同顾客之间会有这样的对话：
“微笑一下，来张高调半身肖像。笑得亲切生动一些。。。好，下面我们来谈谈你的遗嘱吧。”
“很抱歉我不照裸体照。…法庭要看的是赤裸裸的证据”
“眼睛不要对着镜头，这样会显得很呆板，目视远方会更有意境…提供证词时最好双眼同镜头保持目光接触，这样在法庭回放时法官会觉得是在同他直接对话”
“没事，我ＰＳ一下就行了。还可加入你想要的背景。…不行，我不能修改证据”

闲话白求恩

从前中国有一个国际名人，知名度除了马恩列斯外可能就算他了。他叫Henry Norman Bethune，中文名字叫白求恩。白求恩因为毛泽东的一篇作于一九三九年底的文章《纪念白求恩》而享誉中国几十年。在六、七十年代上学的人，几乎都会背诵“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   ”

白求恩是否受美共派遣我不知道。虽然他在安葬时遗体上裹了面美国星条旗，可那是因为当时找不到加拿大米字旗的缘故。白求恩同加共显然是有联系的。他于１９３５年秘密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当时是非法组织），次年公开他的党员身份。在他１９３９年写给聂荣臻元帅的遗书中，白求恩说：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你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　”

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 (Source: public domain)

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 (Source: public domain)

今年七月26日我去多伦多，停留在多伦多希尔顿酒店。酒店离灵顿街不远。我特地去威灵顿街看了看。威灵顿街十号，从前的加共总书记所在地，如今是一栋普通办公楼，楼下临街的地方是一个停车场。没有任何标记表明这里曾经存在过加拿大共产党。加共于一九二一年五月２８至２９日秘密成立于安大略省（Ｏｎｔａｒｉｏ）古尔夫镇（Ｇｕｅｌｐｈ），当时是非法组织。在它成立后一个月的样子，中国共产党也秘密成立了。不用说，在这两个同年秘密成立的非法组织中，中共后来要比加共做得大得多。中共的巨大成功说明什么事要想做大、做好，做成规模、气候，少了中国人还不行。共产主义源于两个德国人，但在中国变成了八千六百七十万党员（不包括坐在牢里的一大批）；Facebook,eBay及PayPal源于美国，但在中国就变成了用户上亿的微信、淘宝及支付宝；资本主义源于西方，但在中国发挥到了极致，几乎全国十三亿人民都成了追随者。加共旧址没有许多可照之处，上面这两张威灵顿街十号（10 Wellington Street, Toronto, Canada）的照片是从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上得到的。         

Wellington Street, Toronto, Canada

 白求恩其实也是摄影爱好者。他在遗书最后还提到了他相机的处置：“请把我的Kodak RetinaⅡ型相机给沙飞。诺尔曼·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下午4时20分” Kodak RetinaⅡ相机自１９３６年开始投产至１９５０年停产。有趣的是Retina（视虹膜）这个词在三十年代就开始使用了。苹果最近推出的诸如iPad Air Retina, MacBook Air Retina之类听进来非常“高精尖”的产品，没准就借鉴了柯达30年代产品中的这个词呢。据说Kodak RetinaⅡ共有三款不同口径的镜头：Kodak Ektar　50∕3.5、Xenon　50∕2.8及 Xenon50∕2，白求恩的相机是Xenon　50∕2这款镜头，即５０毫米定焦、光圈２，这应该是三款中最好的镜头了。白求恩的Kodak RetinaⅡ型相机估计是他逝世时最值钱的私人财产。

Kodak Retina II

白求恩的摄影作品我没有见过，但他写的东西我倒读过一点。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即使在今天也难能可贵的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在１９３６年撰文说，“我们所从事的医术是个奢侈的职业。我们把面包当珠宝价在卖。让我们把利益－私人的经济利益－从医术中除去，纯化我们这个充满贪欲个人主义的职业。…让我们对人民不是说‘你有多少钱？’而是‘我们如何能够最好地为你服务？’” 加拿大如今的社会主义医疗系统，不能不归功于许多象白求恩这样的人及他们所支持的这种理念。白求恩公开主张医疗制度的社会化导致他被魁北克医学会开除。开除原因除了他的革命性观点外，还包括他极有争议性的衣着：他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穿一身伐木工的衣服上班（据说他后来还曾穿燕衣尾服开党会）。

白求恩的医术同他的穿着一样同样也存在争议性。在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说“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 白求恩一生供发表过１４篇医学论文（其中七篇发表在《加拿大医学协会会刊》（ＣＭＡＪ）上。西方医学界普遍认为世界上第一台流动输血车（先后用于西班牙内战及中国抗日战争）是他发明的。一篇发表在《加拿大医学协会会刊》纪念白求恩逝世５０周年的专文（ＣＭＡＪ第１４１卷１９８９年十一月１日刊）认为他的另一个“第一”是他在中国撰写了第一本适用游击战的医疗手册。但白求恩在蒙特利尔学习期间的导师（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认为白求恩的操作技术“快，但粗糙，不仔细，远远不够干净，有点危险”。还有人认为他白求恩不负责的人操刀者，不管手术可能给病人带来的风险。这类批评即使是中肯的，同他在中国所享受的声誉也不矛盾。白求恩或许不适合呆在皇家医院给贵妇人慢悠悠地做整容手术，但他在中国曾在６９小时内废寝实施过１１５个手术。在战争期间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对许多受益于他的医治的伤员及病人而言，他的手术是否“粗糙”、切口是否“干净”显然是不重要的。

白求恩的父母都是传教人员，这或许对他的博爱、社会公平正义感、乐于助人及在苦难中寻找生命的意义等思想及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在３０年代战乱的中国，物质条件是贫乏的。白求恩曾写道“我梦想有杯咖啡，有块嫩嫩的烤牛肉，有苹果派及冰激凌。书－还有人写书么？还有人演奏音乐么？你们跳舞、喝啤酒、看图片么？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还有女人喜欢被爱么？”但白求恩似乎通过在中国的救死扶伤找到了他自己的位置。他写到“我确实累但我却很久没有如此高兴过了。我很满足。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一切都给了我……[我]没有不能被满足的愿望，欲望。人们用可以想象到的一切厚意与礼貌，把我象一个国王同志一般对待。”在他的遗言中，他说“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 白求恩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终年五十一岁。

在中国白求恩同中国共产革命时期的其他英雄人物是并在一起的。近几年流传过一段调侃段子，或许只有最后一句关于白求恩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当时八路军内有白求恩这样医术及经验的人确实不多。这段子说：

董存瑞拿得太稳了——是因为炸药包上有胶
刘胡兰嘴巴太紧了——是因为想说也不知道
邱少云趴得太死了——是因为想跑也跑不掉
黄继光扑得太准了——是因为不愿再受煎熬
张思德跑得太晚了——是因为腿脚实在不好
白求恩会得太多了——是因为别人会的太少